所以我们会活下去，祈祷、唱歌、讲故事、欢笑。看着镀金的蝴蝶，听着可怜的流氓谈论法庭新闻，我们也会与他们交谈——谁输谁赢，谁入局，谁出局？——探索事物的奥秘。

莎士比亚《李尔王》

对话即存在

当别人问你“你通常从哪里获取新闻？”时，你会如何回答？我们获取新闻和新知识的渠道又有哪些？

在现代社会之前，人们获取知识主要依靠的是彼此之间的交流。无论是在市场、教堂、酒吧、法庭、会议室、工作场所还是家中的壁炉边，只要是人群聚集的地方，知识就会在那里传递。

历史上，无论是农民、国王、达芬奇（Da Vincis）还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对话来获取知识。尽管当时已经存在书籍，但报纸还没有被发明。因此，获取新信息主要依赖于日常且双向的对话过程。

在那个时候，任何新闻往往被归类为谣言——你可以把“新闻是假的”看作是常态——同时，人们还会基于说话者的信誉来评估信息，并留有质疑、澄清和反驳的空间，这是对话带来的其他好处。

换句话说，在现代社会之前，一个人一天内与人交谈的次数，甚至超过了他一生中阅读的次数。

然而，这种双向交流的优势最终被终结了。在印刷机和收音机被发明之后，我们逐渐打开了通往真正现代技术的大门：媒体能够支持大规模的单向传播。印刷机的发明实现了真正的广播。我认为，区分前现代和现代世界的重大事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工业革命或法国大革命，而是那些使我们能够真正广播的技术。这一变革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

”书籍为我思考“—— 查尔斯-兰姆，1820 年

大众传媒——涵盖印刷出版物、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已经彻底地取代了过去对话的主要地位，我们无法回到旧日的交流模式。这就如同我们不再能知晓”神明“的意思，我们也不在通过依赖对话获取新闻。甚至在我们学会阅读之前，周围的人已经习惯了通过书写的文字、电视和其他广播媒体来传递信息。

我们的内心世界是由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和交流方式塑造的，这与之前的现代时代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不是在与知识的源头进行对话，而只是在消费知识。

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人际交流网络中通过分享观点来发展和完善这些思想，而是通过分享书籍的内容，或者简单地点击一个按钮来传播他人的话语。与亚里士多德或达芬奇的时代不同，我们每个人将要阅读、观看和听取的内容将越来越多，而我们的交流方式不会回到过去的交谈模式。

这种转变对我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被意识形态化的人

上瘾作为一种力量，具有安静和喧闹的两面性：我们内心的强迫感通常难以被意识到，而成瘾的后果，比如吸食毒品，却很容易看出来。大众传媒的单向传播也展现出类似的双重性质。

大众传媒之所以显得微妙，部分是因为它缺少了某些要素：当我们阅读或听广播时，并没有留下进行对话的空间，而对话原本能够带来诸如质疑、深入探讨、澄清、合作和反驳等好处。

没有了双向互动，媒体内容会在不知不觉中对我们产生一种温和的吸引力。一旦内容被写下来或记录下来，它看起来就更加可信，它的单独存在似乎就带有权威性。即使是最小程度地消费媒体内容，也意味着对其有了某种程度的认可。就像现在，你阅读我的话时，是在用你内心的声音去理解和感受。

我们都知道，与人交流想法就是碰撞思想的火花，这对人类思想的进步非常有益。那么，总是把对方排除在外，不就是一种缺失吗？在过去500年里，为了获取信息，我们更多地都是在阅读，很少进行对话。

当知识的获取方式从双向交流变为单向传播时，我们怎样才能确保自己的思考能力不会下降呢？

在过往五个世纪中，大众传媒悄无声息地覆盖了全球，就像新降的雪一样。到了法国大革命时，大众传媒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已经非常明显，有人因此给它命名为“意识形态”（Ideology）。

【译者注：意识形态是指一套包含广泛观念、信仰和价值观的系统，这些观念和信仰能够影响个人或集体的行为和思想。它涉及到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可以被视为一种思想框架，用以解释和理解世界，并指导行动。】

意识形态是大众传媒孕育出的产物。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不是由人类创造的媒介可以自我持续运作。它看似是一种简化了的宗教：去掉了仪式，却增加了影响力。

在意识形态中，思想被整理、命名和传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命力。新信息输入这个体系，经过现有规则的处理，最终转化为一种观点。

虽然原创作者对意识形态有影响，但一旦意识形态变得强大，它就像天体一样拥有自己的引力，我们作为个体可能被卷入其轨道，当过于接近时，甚至可能“坠毁”。

意识形态如同种子，一旦播下，便能生根发芽，甚至超越了播种者的生命周期。长久流传的意识形态，不在于它所宣扬的具体细节，而在于它能够适应不同的时代和环境。

到了20世纪初，随着大众传媒变得极其强大，出现了一个新词来描述意识形态的主要影响：激进化。如果意识形态是一种瘾症，那么激进化就像一种流行病。我不想讨论这种极端情况，因为那些显而易见的灾难大家都很熟悉。我认为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不易察觉的影响，它们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被政治化的人

在大众媒体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下，我们基本上放弃了曾经持续了几千年的深思熟虑的思考方式。

取而代之的是计算性思维（calculating thinking），这种思维方式能够轻松地融入意识形态之中，直接被机器输入，以便于我们可以直接获得输出的结果。

【译者注：计算性思维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逻辑推理、数据分析和结果预测，通常与数学计算、理性分析和策略规划相关。】

当外来思想到来时，现代人的本能不再是去从外来者那里收集更多的相关的信息，而是通过现有的意识形态评估这些信息，并随时准备反击。

如果我们遇到的思想与我们偏好的模式不符，我们往往会将其视为一种威胁并予以排斥，有时还会顺便给它贴上一个对立意识形态的标签。

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尤为强大，它让政治思想变得越来越苍白，直到它能够适应政治机器的要求。

在美国，即便是我描述得非常模糊，但只要提到“红色阵营的思维”（red tribe thinking）或“蓝色阵营的思维”（blue tribe thinking），每个人都能理解我在说什么。

【译者注：在美国，红色阵营的思维隐喻着保守主义或共和党的政治立场。蓝色思维阵营指的是具有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倾向的群体，支持民主党的政策和理念的人。】

哪怕是一个含糊其辞的话题，比如“对这项新枪支法案你怎么看”，根本不需要知道法案的具体内容，就算你在大街上问一个陌生人，你都能预知他们的回答。这种现象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在某些议题上，人们的观点往往可以被预测，而这背后，是他们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起作用。

我们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政治想象力的视野，以及能够公开讨论的话题范围，都在逐渐变窄。通过阅读一些近期的历史资料，我们就能发现这一趋势。

政治想象力的局限是一个问题，但政治意识形态的界限并非固定不变。一个成功的机制会像病原体一样不断扩散。意识形态不仅会填满政治领域的每一个角落，还会进一步扩展到生活的各个层面。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1780年代写道：

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儿子们才能自由地研究数学和哲学。

我的儿子们应该学习数学和哲学、地理、自然史、海军建筑、航海、商业和农业，这样他们的孩子们才能有机会去追求艺术、诗歌、音乐、建筑、雕塑、挂毯和瓷器等文化和美学领域的学习。

但回顾我们走过的路，我们实际上已经背道而驰。人类一直是一种政治动物，但在利用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政治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大。

在社交媒体上，这种过度政治化的现象尤为突出。无论是Twitter、Facebook还是任何交友软件，它们都提供了空间让用户填写个人简介，并鼓励用户“介绍你自己”。

在这些简介中，亚当斯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人们在描述自己存在时所选用的寥寥数语，往往蕴含着一种甚至多种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通过政治符号、信号或运动的形式展现出来。

许多人选择不用个人的行为或兴趣来定义自己，比如绘画、徒步、文学爱好、家庭生活或职业等，而是选择用这些政治意识形态的标签来定义自己。

这些意识形态并非由他们自己创造，但这些意识形态会影响人们的思考、投票、朋友圈和谈话内容，甚至决定他们说什么、什么时候感到愤怒或高兴，以及讨论什么话题。

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将政治意识形态的标签作为描述自己核心身份的一部分，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对于现代社会以前的人来说，这难道不显得奇怪吗？将自己存在的根本特质，用政治的标签来定义，这难道不是一种自我放弃的表现吗？

当被要求“描述你自己”时，你却在描述其他的东西，这种情况难道不应该警惕吗？

如果我们失去了丰富的政治想象力，而每件事都被政治化，我们将面临更加严重的问题。人们不再深入思考，以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去真实地生活、去体验和获得智慧，而是被意识形态的枷锁束缚了他们所有的智慧和思考能力。

当意识形态变成了一个人身份的一部分，那么任何与意识形态不相符的想法，就不再被看作是思考，而是对自我认同的威胁，这是十分危险的。这表示我们已经失去了像一个世纪前那样的包容。

不再有“如果你得到这个，我就能得到那个”的相互交易，意识形态不会认识到有不同利益的人，它只看到了你——一个不可妥协的、神圣的存在——当它考虑到对立面时，它只看到了敌人。

许多人主动将自己归类到非常狭隘的意识形态范畴中，并通过“认同”这些标签，剥夺了自己对个人身份的深入思考和反思。

我不希望任何人的生活轻易地被这些意识形态的框架所定义，但许多人似乎却欣然接受了这些标签。

当你公开表达对政治接管了人们生活的担忧时，这些担忧就会被输入到已经控制了一切的意识形态机器中，而它给出的标准答案总是：“一切都是政治。”你可能会问他们是否颠倒了因果关系，但在那一刻，你不禁会怀疑，你究竟是在和谁，或者是在和什么进行对话。

实践与思考

正如，过上美好的生活的秘诀就在于不做不好的事，并且要学会独立思考。我们首先需要学会抵制，或者至少控制那些从意识形态中得来的不好的冲动。

除了这个原则，没有一条直接通向思考清晰的道路，我也不能说我拥有这样的道路。通常来说，发现问题要比解决问题来得简单。当每个人都深陷于意识形态之中时，他们怎样才能找到回归自我的路，而不是仅仅活在意识形态的世界中呢？

我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想法。

如果要让思考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能需要重新确定我们的优先顺序。通过实践知识、精进技艺和与他人共同创造，我们能够真实地体验生活和运用知识，这与那些可以被轻易模仿的思想是不同的。

拥有一种奉献精神，或者至少是一种有益的爱好，总是比将大量的生命能量浪费在政治的漩涡中更有价值。如果思考变得过于混乱，过于政治化，那我们就应当投入更多的时间在实际行动上，这样我们或许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铺设一条鹅卵石小径所体现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参与一百次抗议或分享一千篇无关紧要的文章。通过反思并回应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比喋喋不休的空谈要有意义得多。

通过亲手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和实践，我们得以进行深刻的思考，这是一种虽然原始但值得重新学习的思维模式。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政治行动都是不好的。但如果你真的想根据政治理想去生活，就应该采取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争论。比如说，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那就不要只是转发新闻，而应该去寻找和你有共同理念的社会主义者，集中资源，开始真正的共同生活。你可以立即开始这样做，不需要等待某个政治人物来为你重新安排世界，这种做法也同样可以用在其他的政治意识形态上。）

即使我们可能没有深入地思考，但我们仍然拥有感受。我们都能感觉到，某些现代通讯方式正在逐渐带来压力和不安。

虽然直觉常常被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贬低和忽视，但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培养它，它可能会成为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目前还处在社交媒体的初级阶段。

Twitter 在某种程度上复兴了古代人们收集知识、分享观点和辩论的传统方式，只不过它利用的是现代的高速网络技术。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可以公开反驳不同的观点，向大众甚至名人提出质疑，发表自己的意见。Twitter 正在逐步展现出重建双向交流的积极前景。

在 Twitter 上，那些显而易见的名人、科学家、记者、喜剧播客或学者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相反，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那些普通的“匿名用户”和“小账户”，他们乐于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大胆质疑，并借助匿名或真诚的优势来吐露心声。通过公开地融合这些不同的声音，Twitter 成为了对抗单一意识形态思维的力量。虽然这股力量并不大但很有效。

虽然外界可能认为 Twitter 只是一个充满嘈杂讨论的网络，但实际上，Twitter 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忽略那些只会发表评论的人，而选择与那些公开行动、生活和发展的人建立联系。这是公开思考和行动的最直接方式，通过这些行为，你可能会遇到与你有共同理念的人。

即使是该平台的创建者杰克，也可能没有完全认识到他所创造的这个平台的真正特性和潜力。他关心的仍然是谁应该被提拔，或者谁最适合成为真理或内容的仲裁者，而不是探索平台更多的运作方式。

如果我们能够从印刷时代之前的教训中学到经验，这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更好的启发。

我希望您没有匆忙地跳过文章开头那段莎士比亚的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