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来到了这里，准备攀登我们的珠穆朗玛峰：揭开那些看似冷漠的反组织者背后隐藏的真实面目。这些反组织者总是以一副高深莫测的姿态，俯瞰着失败者和无知者的世界。这无疑是一次漫长的攀登。

随着大卫·华莱士的回归和罗伯特·加利福尼亚的成功，罗伯特成为了东欧年轻女性心中的理想对象，《办公室》这部剧集的最后一季即将开始，它将给我们带来最终的考验。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面对这个考验。

在罗伯特·加利福尼亚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凝视下，吉姆感到沮丧和窒息。而德怀特则像一只被吓到的狗一样，大声地抗议道：“别再试图控制我的思想了！”然而，即便是最勇敢的无知者，最终也不得不在压力之下屈服。

不过，你和我，我们要勇敢地面对挑战。虽然我们可能会在与罗伯特·加利福尼亚的对峙中感到不安，或者在大卫·华莱士超然冷静的态度面前感到无力，但我们仍然决心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

本周，《办公室》这部美剧将迎来一个令人满意的大结局。然而，在我们自己的小舞台上，剩下的问题却将以一种令人感到不满和空虚（empty）的方式被解答。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在这里简要回顾一下该系列到目前为止的情况。欢迎来到《热尔韦原则》大结局。

来自虚无的力量

在《泰坦》（Titans）这一集中，一位反组织者已经陨落。Dunder-Mifflin公司已经改了名字，变成了Sabre。公司里曾经威严的首席财务官大卫·华莱士现在隐居起来，生活变得落魄不堪。他现在满脸胡须，酗酒成性，同时，他的妻子对他每况愈下的处境也感到越来越担忧。他平时那种超然的态度已经不见了，现在，他正凝视着外面的世界，眼里闪烁着一种疯狂的光芒。

在儿子狂躁的鼓点声中，华莱士向宇宙发出了一声轻蔑的怒吼：

“去你妈的！！！”（SUCK IT!!!）

对于那些经常感到自己被排斥在社会边缘的反组织者而言，对一个既不回应自己，也不以任何方式证明自己存在的神感到愤怒，是他们开始一场西西弗斯式努力的标志，他们试图在自己的存在中找到一些意义。

【译者注：“西西弗斯式”这个术语源自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西西弗斯，他因欺骗神灵而被惩罚，他被命令在地狱中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总是在接近顶部时滚下来，他必须永远重复这个过程。因此，”西西弗斯式的”通常用来形容那些看似永无止境、极其费力并且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

对华莱士而言，“去你妈的！！！”（SUCK IT!!!）不仅仅是一个表达绝望和反抗的口号，它还代表了一种“产品”的名称，这个“产品”帮助他重新回到了现实世界。但即便是像迈克尔这样有才华的人，一开始也对这款“产品”持怀疑态度。

华莱士的“吸它！”（SUCK IT!!!）实际上是一款吸尘器，这个名字起得相当贴切。它最初是作为玩具被设计出来的，后来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军方，这笔钱最终让华莱士得以回购Dunder-Mifflin公司。

如果反组织者活的足够长，他们最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通过利用他们内心日益加剧的虚无感，提取出一种超越道德的力量。最终，他们将自己塑造成了一种几乎无法抵挡的存在，就像大自然的力量一样。

作为这一过程的副作用，他们还创造了短暂的意义，为宗教（包括世俗的宗教形式）提供了动力，为失败者和无知者的生活带来了意义。这种意义是通过简化现实来实现的，即通过剥离那些复杂性——这些复杂性往往被失败者和无知者所忽视——从而留下了一个更简单、更令人满意、更易于理解的现实，让他们得以安身立命。

当反组织者的故事结束时，剩下的失败者和无知者的故事将变得毫无意义，就像莎士比亚名句所表达的那样：“有声音，有愤怒，但毫无意义”（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当反组织者将注意力转向新领域时，他们留下的世界将在进入一段“货物崇拜”（cargo cults）的状态，即对这些反组织者行为的无效模仿。《办公室》的最后一季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反组织者的主要剧情已经结束，而像吉姆和达里尔这样的边缘反组织者则在费城忙于与更加高层的反组织调情（建立关系）。该剧在九季的播出过程中从未”跳出鲨鱼”（jumped the shark ）（虽然在“PB&J”的婚礼上差点就 “跳出鲨鱼 “了）。最终，那些反社会的角色只是离开了他们的办公大楼，开始了新的生活。

【译者注：“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这句话出自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用来形容某些行为或事件看似激烈，但实际上并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和意义。

”cargo cults”这个术语现在有时也被用来描述那些模仿成功模式但不理解其背后真正原理的尝试，特别是在商业和科技领域。在这些情况下，”货物崇拜”一词通常带有贬义，指的是那些没有真正理解就盲目模仿他人行为的做法。

“jumped the shark”是一个美国俚语，用来描述一件事物在达到顶峰后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指电视节目或系列影片在创新尝试失败后质量下降的情况。这个表达源自美国电视剧《欢乐时光》】

探索现实的真实面目

反组织者的探索旅程往往是从对宗教的不满开始的。当他们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生活状态时，这种不满情绪就会被唤醒。

一方面，他们认为现代社会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对于那些掌权者来说过于有利：它把现有的社会秩序描绘得过于理想，好像这种秩序是不可避免的，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人为创造的。

另一方面，他们觉得社会期望他们接受一个既定的角色，这个角色让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权，他们的行为和能够得到的回报也都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反组织者们不满足于接受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而是想要挖掘更深层次的真相。他们也不满足于现状，总是想要获得更高的权力。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内心有一种强烈的不满，觉得现实世界比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坚信，一定有一些重大的秘密被隐藏起来了，而这些秘密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为了寻找这些被隐藏的真相，他们开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探索旅程。

他们可能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在寻找什么，但他们确实知道，他们想要直接体验现实，而不是通过别人的视角来理解。换句话说，他们在寻找社会现实的真相，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直面这个真相。

在《办公室》这部剧衍生出来的概念中，所谓的“反组织性”（Sociopathy）并不是对其他人类的仇恨，而是指追求一种不受他人影响的、纯粹的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反组织者自己的导师，也可能成为他们追求真相的障碍。

神话反组织的旅程，是为了满足无知者的宗教需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英雄之旅”。而当这个旅程用来迎合那些失败者的宗教情感时，反组织者的形象又会被重新塑造，变成了代表更大力量的祭司，为他们提供道德上的宽恕，给予他们希望和恩典，尽管这些恩典是不可预测的。

对于反组织者自己来说，这个从内心深处开始的旅程实际上是一种走向虚无主义的虚无之旅，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的追求。

而首先被他们抛弃的，可能就是道德上的意义。

寻找道德

在《办公室》这部剧里，我们并没有看到无道德状态是如何开始形成的。我们遇到的都是已经没有道德底线的反组织者。

但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是的，部长》（Yes, Minister）中的《威士忌牧师》（Whiskey Priest）一集中，有一个对话特别有启发性。这个对话是发生在反组织者的常务秘书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无知者部长吉姆·哈克之间的。在这集剧情中，哈克尝试用道德原则来处理一个问题，而阿普尔比则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方式：

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汉弗莱，你是个没有道德观念的人。”尽管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显然没有对他产生任何影响。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部长。”他听了之后，只是礼貌地笑了笑，微微点头，似乎在感谢我给了他一个称赞。

当然，哈克很快就被汉弗莱爵士说服了，他放弃了自己的道德立场，转而采取了汉弗莱爵士提出的权宜之计，因为他开始意识到，如果继续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可能会对他个人的政治生涯造成不利影响。

在后来的剧情中，当哈克的私人秘书伯纳德·伍利开始担心自己可能也会失去道德感，并寻求汉弗莱爵士的帮助时，汉弗莱爵士成功地转变了伯纳德的担忧，将其变成了一种向往。受到启发的伯纳德有了新的认识，他不再怀疑自己是不是所谓的失败者，而是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组织者，并迅速走上了职场晋升的快车道。

不道德只是他们转变过程的开始。随着他们探索的深入，他们将一层层地揭开社会的真实面貌。我们可以将成为反组织者的旅程视为逐步揭露一系列古老、可怕的真相的过程，每揭露一层，就会露出一个更为冷酷的社会结构，而且这些结构影响到的人数也在逐渐减少。如果最初的层面被揭开，道德感被抛弃，那么其他那些给人安慰的确定性，比如一个充满善意的宇宙观、努力与回报之间的可预测关系等，也会在更深层次上开始消失。

反组织者每揭开一个新的层面，都能找到一些短暂的意义，但却无法获得持久的满足感。

然而，他们意外地发现，在这些短暂的意义之中，隐藏着影响他人的力量。当他们试图深入了解现实的本质时，他们意外地成为了为他人解释这些现实本质的人。他们获得了一种广泛的代理权，这种权力不仅仅是解决像心脏手术或汽车修理这样的专业问题，更包括了对人们生活意义的指导。

因此，在试图揭开神的面纱时，他们发现自己变成了神。

当他们说话时，他们会发现自己的话语充满了神圣的权威。当有人对他们说话时，他们会听到敬畏的祈祷声。无知者渴望成为他们，失败者则渴望服从他们。

会回应的神

要了解 “无知者 “和 “失败者 “所处的宗教舞台，我们可以从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一句名言开始。

小人物讨论人，普通人讨论具体的事情，而真正伟大的人讨论的是思想。（Small minds discuss people, average minds discuss events. Great minds discuss ideas.）

有神论者（相信神存在的人）和无神论者（不相信神存在的人）之间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小人物和普通人之间的不同。不管你将一些抽象的哲学问题（比如神的存在）看得重要还是不重要，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对于反组织者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神是否会回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四年前开始这个讨论系列时，用“达尔文主义”和“新教伦理”这两个可以互换的词来形容反组织者。一个名义上是无神论者的观点，而另一个则是有神论者的观点。然而，不论是从无神论还是从有神论的角度来看，一个不变的事实是：神不会对他们作出回应。

当我们向神发问时，神并不会回话，这是与人类本身一样古老的认识。尽管这个事实很明显，但真正接受这一点的人并不多。相反，许多人还是愿意相信神会以某种方式回应他们。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是最早深入理解这一现象背后原因的学者。

詹姆斯认为，宗教对我们来说，是个人在独处时的感受、行为和体验，特别是当我们感觉到自己与神建立了某种联系的时候。

对于失败者和无知者来说，他们的宗教观念更多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即对人和事的考虑。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能够带来幸福感的宗教，他们心目中的天堂，实际上是社会秩序中被神圣化的一部分，而且这种思考往往是在私下进行的。即便在独自一人的时候，这些人也并不感到真正的孤独，因为他们追求的是通过社会联系建立真实的人际关系，而这正是那些反组织者所回避的。在他们的独处时刻，他们所信仰的神似乎就在他们身边，通过社会记忆以一种慰藉的方式与他们进行对话。

威廉·詹姆斯将那些即使独自一人也不感到孤独的体验称为“健全心态的宗教”。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就是他提出这个观点一百年后，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这种宗教体验实际上是失败者在社会中适应能力的体现，以及无知者那种孩童般淡漠的态度。在这本书的前几章里，我们已经深入地探讨了这些话题。

相比之下，在反组织者的宗教观念中，他们的神是沉默的、无意义的。他们体验到的是一种真正的孤独，这种孤独与健康心态的宗教是完全相反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宗教信仰是神经质的、自我毁灭的，但这种信仰也给了他们一种获得自由的可能。

当那些反组织者被无知者和失败者热情地视为神一般的存在后，他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影响和控制他人的现实。但是，如果一个人被当作全知全能的神的化身，那么这个人最终可能会背叛他的信徒。

在背叛无知者的时候，关键是要让他们感到自责。而在背叛失败者的时候，关键是要让他们相互指责。无论是自责还是相互指责，每种模式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定的宗教舞台，以及反组织者在其中扮演的特定角色。此外，反组织者还会获得一种特定的代理权。

可排名的英雄之神

小人物讨论人。在詹姆斯（无知者）式的孤独中，他们的思想往往会转向对反组织者的崇拜。

无知者所崇拜的“神”并不是传统宗教中的神明，而是他们理想化的一些团体或个人，这些可能是他们非常崇拜但并不广为人知的对象。以电视剧《办公室》中德怀特的一段独白为例，他列举了一连串不太出名的乒乓球运动员的名字，来表达他对乒乓球的热爱：

“我的偶像都是乒乓球运动员，比如佐兰·普里莫拉茨、扬·奥夫·瓦尔德纳、王涛、约格·罗斯科普夫，还有阿什拉夫·赫米。我甚至在墙上挂了一张雨果·霍山的真人大小的海报。我第一次离开宾夕法尼亚州，就是为了去参加安杰伊·格鲁巴的名人堂入堂仪式。”

通过背诵这些被看作是神一样的人物的名字，人们表达了一种类似宗教的崇拜感，这是一种根深蒂固且原始的本能。虽然像德怀特那样热情地念出这些名字看起来有点好笑，但它确实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在今天这个看似不太信仰神明的社会里，人们内心对于精神寄托的渴望并没有减少，而是转化为了对一些不经思考就接受的事物的向往。当这种渴望以一种更加成熟和审慎的方式得到满足时，它就体现为宗教仪式，比如念珠（Prayer beads）和赞美诗（Hymns），这些仪式能够给予人们一种心灵上的慰藉和满足感。

【译者注：念珠是一种用来帮助计数和念诵经文、祈祷或冥想的工具。赞美诗是宗教仪式中的一种歌曲或诗歌，用于赞美、祈祷或表达信仰。】

德怀特对乒乓球的热爱极为强烈，几乎可以说是达到了一种宗教般的狂热。他所崇拜的乒乓球运动员，尽管对他来说既陌生又熟悉，但这种距离感并不妨碍他对他们的敬仰。尽管德怀特在乒乓球比赛中有赢过吉姆的实力，但成为一名职业乒乓球运动员对他而言，是一个近在咫尺又似乎远在天边的梦想。这个目标虽然遥远，但却又清晰可见，感觉是有可能达成的。他心中的乒乓球英雄们虽然与他相隔遥远，但他们与奖牌和排名的距离却是可以明确计算的，仿佛他们正站在通往最高荣誉的阶梯上，一步步接近着他们的终极目标。

对于无知者来说，他们追求的是成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形象，也就是他们梦想中想要成为的偶像。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神”并不是传统宗教中的神明，而是他们梦想中的英雄，是他们私下里不断幻想自己能够成为的人。在这个由无知者构想的天堂里，其规则和现实世界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

在无知者的宗教信仰中，一切都是有限的、可以量化的，没有任何东西是模糊不清的。罪孽可以像分数一样被量化，奖励和惩罚也同样可以被具体计算。例如，当德怀特试图在办公室里搞政变时，迈克尔惩罚他让他洗了一个月的衣服。

在这个明确的宗教体系中，要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高级英雄或神并不难。那些反组织者只需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不让别人知道他们成功背后的把戏，他们的地位就能保持稳固。他们被看作是高不可攀、无法与之匹敌的存在。

即使这些所谓的英雄或神遭遇失败，他们的形象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当他们失败时，只是在排行榜上的位置下降了一些，但他们的核心地位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

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天真无邪、孩童般的宗教信仰。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一些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种天真，它们甚至愿意为了保护这种天真而做出牺牲或背叛。当失败被归咎于个人能力的不足时，这些组织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对于无知者来说，那些反对组织者的背叛行为有时可以成为他们独立思考的契机。然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并不会利用这样的机会。他们对于背叛的反应往往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荣誉感和忠诚感，他们要么接受对自己的指责，要么试图逃避责任。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尝试无知者式的报复，比如迈克尔尝试自己创业，开一家造纸公司。

在极少数情况下，那些反组织者在背叛他人之后，会体验到一种失去清白的感觉，这是一种他们难以完全控制的情感反应。

如果反组织者运气好的话，那些被背叛的无知者可能会无意中看到现实，成功地处理这种恐惧，并超越了复仇的动机，转变成一个新的反组织者，成为一个潜在的盟友或竞争对手。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直接从无知者转变成反组织者，而是会先经过一段失败者的阶段。

如果反组织者不走运，原本指向他们的背叛指责可能会转嫁到现有的失败者群体身上。在这些失败者中，指责会转化为一种无害的怨恨和失望，但这种情绪在无知者的认知框架内很难得到适当处理。这样的后果可能使得原本的无知者转变为失败者，他们在组织中变得不再有价值，最终可能面临被开除的命运。

如我们之前讨论的“黄金优惠卷”事件所示，后一种结果（无知者转变成失败者）是可以设计的，但并不十分可靠。而前者（无知者直接转变成反组织者）则根本无法设计。觉醒是可以被鼓励的，但我们无法完全控制或编排这个过程。

失败者的精神世界

当我们试图理解失败者的内心感受时，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小人物讨论人，而普通人更关注具体发生的事情。当失败者感到孤独，他们会反复回想社会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情感产生的影响。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在集体生活中，人们会在私下里不断思考那些看似普通的喜怒哀乐，试图找出它们背后更深层的意义。

当失败者对于社交价值和情感的深入思考转化为情感上的反应和行动时，有可能帮助我们修复与他人关系中的裂痕，但如果处理不当，同样也有可能造成新的关系问题和裂痕。

在深入思考之后，失败者会感觉自己越来越倾向于追求更深层次的精神满足，而不只是停留在参与宗教仪式的层面上。

即便如此，他们可能仍然会参与宗教场所的仪式活动，特别是当这些仪式的形式能够触动他们内心的情感和美感时。但归根结底，他们真正寻找的是更深层次的内在意义。因此，对于失败者而言，宗教组织活动中的深层精神价值是他们真正看重的。而流行文化中的宗教元素，例如乒乓球或者《星际迷航》这样的娱乐作品中的宗教相关部分，对他们来说并不具有太大的意义。这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失败者们所说的“精神”（spirituality）其实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他们希望能够成为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的一部分。他们通过寻找那些积极向上的集体情感来满足这种渴望，并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的个人意识和集体融为一体。

因此，他们心中的理想境界并不是一个由许多英雄组成的殿堂，也不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努力才能达到的高高在上的地方。相反，他们的理想境界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它来自于和他人共同经历的情感。对于不相信神的失败者来说，这种体验就是感到自己属于某个群体。而相信神的失败者可能会说这是与神的一种结合，但这种结合并不是那种远离社会的自我超脱，而是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归属感。

正是这种从具体的“宗教”概念到更广泛的“精神”概念的思考能力，以及能够将个人身份与群体情感相融合的能力，让失败者们相信自己在精神层面上比那些无知者更加成熟。

在电视剧《办公室》的一集里，德怀特临时当上了临时经理，他尝试给员工们讲解造纸的知识。这个桥段巧妙地展示了无知者（礼仪性）和失败者（精神性）道德观念之间的差异：

德怀特开场说：“好的，现在，让我们来讨论降水的问题。斯坦利，雨通常是以什么状态下来的，液态、固态还是气态？”

斯坦利回答说：“液态。”

德怀特：“很好，你赢得了一个斯鲁特巴克（Schrute Buck，剧中虚构的货币）。”

斯坦利却回应道：“我不想要。”

德怀特接着说：“那我就扣你50个斯鲁特巴克。”

斯坦利不甘示弱：“扣100个吧。”

德怀特问：“你不想赚取斯鲁特巴克吗？”

斯坦利开玩笑地回答说：“当然了，如果你能保证永远不再和我说话，我愿意给你十亿个斯坦利尼克（Stanley Nickels，斯坦利虚构的货币）。”

德怀特好奇地问：“那斯鲁特巴克和斯坦利尼克的兑换比率是多少？”

斯坦利幽默地回答：“就像独角兽和妖精的比例一样。”

德怀特只好无奈地说：“好吧……”

当失败者因为背叛而感到愤怒时，反组织者可能会通过某种行为（比如道歉或补偿）来尝试修复这种情感上的不平等。这种修复行为不仅仅是为了平息愤怒，而且是为了在道德和情感上恢复一种平衡，让双方都能感觉到公正和尊重。同时，这种行为也可能影响他们在对方眼中的社会地位，因为通过这种行为，他们可能会重新评估彼此的价值和地位。

在失败者看来，情感的价值往往比社会行为本身，甚至比物质价值还要重要。比如，如果有人轻蔑地扔给你一张100美元的钞票，这可能会让你感到受到了冒犯；而如果有人礼貌地给你10美元，你可能会感到很高兴。所以，“失败者”可能会把前者视为一种侮辱，并想要报复；而把后者看作是友好的表示，并给予适当的回应。

在电视剧《办公室》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在“销售佣金”（sales-commissions）这一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后勤人员来说，与销售人员分享销售佣金和为他们举办一个感谢派对，在情感上是同样重要的。这两种做法都能帮助修复他们之间的情感裂痕，但显然，分享佣金会让销售人员的经济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

作为牧师的反组织者

失败者群体的世界是复杂多变的，充满了各种分歧和联盟。这种复杂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够成熟和全面。而那些反组织者则采用更全面、更精明的策略来操控这个世界。他们用分而治之的手法来管理，这导致失败者群体常常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他人。当失败者群体试图解决问题时，他们更倾向于寻求情感上的慰藉，但在处理物质利益和损失时，他们往往处理得不够妥当。

为了让这种策略有效，反组织者需要确保失败者不要阅读太多非情感类（non-emotional）的书籍，因为那些知识可能会让他们看穿分而治之的策略。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分而治之是对付失败者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这是因为它自然会导致很多情绪化和戏剧性的事件，这些事件不仅让失败者在被操纵的同时忙于应对，而且还转移了他们对于物质利益分配不公的注意力。

反组织者会引导失败者采用特定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们会将自己的背叛行为合理化成必要的、无法避免的选择，从而让失败者接受这种行为。同时，他们会非常小心，避免在情感上对所发生的事情产生共鸣，因为如果他们表现出情感上的波动，他们的真实意图和角色可能会受到外界的怀疑和仔细的审查。

这一点非常关键，这就是反组织者表现出“低情感反应”的实际原因。

【译者注：反组织者通过保持冷静和无情的态度，可以避免被他人过度关注，并有效地操控和影响他人。】

对于那些擅于表演的反组织者来说，他们可能还会用一些不那么直接的手段来影响他人。例如，他们可能会通过扮演“义愤填膺的正义者”（简）、“迷人而坚定的长者”（乔·贝内特）或“行为难以预测的强者”（罗伯特·加利福尼亚）来间接控制局面。这些不同的角色和行为方式使他们能够在不直接介入的情况下主导结果，这是那些反应较慢或保持中立态度的人所无法做到的。通过这种策略，这些反组织者能够在不显露自己真实目的和行动的情况下，悄悄地推动事件向他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译者注：简、乔·贝内特、罗伯特·加利福尼亚都是《办公室》中的角色】

任何与失败者或无知者互动的行为，如大卫·华莱士出席办公室的慈善拍卖，或乔邀请迈克尔去佛罗里达州看望她，实际上都只是表面上的参与，并不是真心实意的。迈克尔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真诚地想要接受邀请，但乔最终还是礼貌地拒绝了他。

这些反组织者通过调整他们对失败者情感的投入，来控制他们对这些人的影响力，但他们自己并不真正地参与到这些情感交流之中。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技巧，使用或简单或复杂的方法，在与这些失败者的互动中设置情感上的界限。

在失败者的精神世界里，反组织者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引入那些看起来无法避免、会带来实际后果的事件，同时设定一些他们自己不直接参与的情感界限。

因此，对于失败者来说，反组织者实际上充当了一种既像是神职人员又受到限制的角色，同时他们还有一种不直接介入的影响力。这种角色让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宽恕”失败者的错误。

情况是这样的：失败者之间无法解决的情绪问题，通常是一些他们自己没有处理好的个人负面情绪。因为他们相信的上帝代表着大家共有的积极情绪，所以他们往往会觉得自己的这些私人负面情绪是不对的，就像是犯了罪一样。当他们需要情感支持时，他们经常会求助于反组织者。在失败者眼中，这些反组织者是旁观者，是可以信赖的情感支持者，他们能够在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提供情感上的帮助和安慰。

所以，每当发生分而治之的背叛行为时，失败者不会责怪那些控制着社会秩序的反组织者，反而会向他们寻求宽恕和情感上的安慰。感到愧疚是失败者常常处理不了的一种情绪，要克服这种情绪，通常需要很多宽恕，而这种宽恕是一般人很难给出的。但是，反组织者，作为失败者情感生活中的“银行家”，他们就能够提供这种宽恕。

但是，就像背叛无知者一样，背叛失败者的时候也会给反组织者带来一些不可预测的风险。如果反组织者在某个时候表现出了和他们作为“牧师”的角色不一致的行为，这种风险就更可能发生。

通常，失败者是作为一个群体一起遭受背叛的，而不是单独一个人遭遇背叛。而背叛他们的行为是由个别的反组织者所为。因此，这里存在一种风险：在一次分而治之的行动中，一些失败者可能会突然觉醒并认识到真相，他们能够准确地识别出真正应该为背叛行为负责的人。这种觉醒可能会使他们转变成反组织者，与原来的反组织者形成对抗，而不是仅仅寻求宽恕。

与无知者通过觉醒开始意识到社会秩序中难以理解的复杂性不同，失败者之所以感到幻灭，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现实中的情感联系失去了信心。换句话说，他们开始明白，感情并不是让世界运转的唯一动力，也不是他们生活中唯一追求的目标。

这些新晋的反组织者甚至可能开始控制群体的集体行动欲望，同时获得新的觉醒和权力。然而，就像无知者的觉醒一样，虽然这给反组织者带来了直接的竞争威胁，但反组织者通常会欢迎这种变化。因为反组织者总是欢迎新的自由能量。虽然群体在无领导的情况下可能表现出混乱和难以预测的行为，但在反组织者的引导下，群体却能够有序地运作。

和无知者的情况一样，这种觉醒是可以被鼓励的，但我们无法完全控制或编排这个过程。

通过退出获得意义和力量

小人物讨论人，普通人讨论具体的事情，而真正伟大的人讨论的是思想。在詹姆斯式的孤独中，反组织者觉察到他们脑中的思想在相互碰撞和辩论。他们不仅在失败者和无知者的世界中进行创造性的破坏，也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进行创造性地破坏。

这个过程虽然让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但也破坏了原有的意义，特别是社会现实的意义。这导致他们内心感到越来越空虚，而他们手中的权力却在不断增长。

正是这种内心的空虚感，让反组织者能够成为无知者眼中的英雄和失败者的精神导师。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反组织者为他人创造意义的方式是通过简化而非复杂化，通过剥离多余信息而非积累更多信息。阴谋论者往往不理解，构建一个虚假的现实其实非常困难。然而，通过简化现实，去除不必要的部分，不仅操作起来更容易，而且能够产生同样的影响。

在向那些无知者展示自己的角色时，反组织者会故意隐藏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塑造出一个无懈可击的英雄形象。让无知者认同，并无可救药地努力追求。

而向那些失败者展示的角色中，反组织者会刻意在情感上与他们保持的距离，使自己看起来像是不带个人情感的神职人员。在这种角色下，他们传递的是一种神秘的，善意的情感支持，就像是给予他人的特殊礼物。

在这两种情况下，反组织者都会故意隐藏一些信息：包括关于他们自己性格和内心想法的信息，以及有关当前情况和实际事物的具体细节。

而无知者和失败者的道德观念都是不完整的，所以他们往往不会注意到这些被隐藏的信息。

无知者无法处理那些不是简单、明确和显而易见的事物，他们只能理解和处理那些可以直接看到和触摸到的具体事物。

而失败者则无法处理那些带有强烈情感或他们自己内心的负面情绪的问题。特别是当金钱利益和情感因素混杂在一起——比如在紧张的薪资谈判中——他们就不知道如何面对这种情况了。

对于那些无知者和失败者难以处理的事情，反组织者就会退出“舞台”（scene）。留下一个更简单、更容易理解的舞台。这个舞台因为去掉了复杂的东西，所以变得更有意义。从无知者和失败者的角度来看，反组织者实际上是帮他们去掉了那些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的干扰。

无知者能够处理那些简单明了、容易理解的信息，所以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有条有理的世界。

而失败者能够处理那些只和情感有关的事情，所以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情感的世界。

这意味着，反组织者的权利来自于他们从舞台中移除的东西：那些复杂且充满情感纠葛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可能是无限的。

换句话说，这些被移除的东西就是反组织者权利的来源。

在这些经过简化和筛选的现实情况中，反组织者实际上是在代替别人做决定或者采取行动。他们没有攫取权力。权力只是让渡给他们的。

权利素养

【译者注：“权力素养”指的是个人对权力结构、权力运作以及如何行使和维护自身权利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具备权力素养的人能够识别和分析社会中权力的分布与流动，明白如何通过合法途径参与决策过程。】

这个过程通过简化复杂的现实，为反组织者创造了一个易于控制无知者和失败者的有限环境。这个环境可以循环使用，就像搭积木一样，逐步构建起更复杂的社会现实，让无知者和失败者能够逐步探索和学习。如果把最基础的一层想象成是由不道德的人控制的道德表演，那么其他层则展示了其他让人感到安心的社会现象。如果这听起来像是玩游戏，那是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一场游戏。

在这个游戏中，人们可能完全意识不到反组织者的存在。失败者和无知者可以发现并理解社会现实中的某些特定部分，比如一些不道德的观念。但仅仅发现这些并不会让他们自动变成反组织者。

所谓的“反组织性”并不是指去揭露或剥离社会现实的面具（某个具体假象或表象）。它实际上是在指出，社会现实作为一个整体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客观不变的实体，存在的只是一系列不同的表象或“面具”。这些表象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虚构体系，每个层次都比前一个更加复杂和专业。这个体系是为了迎合那些相信人类在宇宙中拥有特殊地位的人的需求。这种信念使得人们倾向于认为人类的社会现实与宇宙中的其他事物是不同的，是独特的。

在反组织者看来，宇宙中的一切，无论是极小的粒子如夸克，还是庞大的星系，都遵循相同的物理规则，因此在宇宙的尺度上，人类并不具有任何特别的地位或重要性。他们认为，所有那些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如正义、公平、平等、天赋、人权等，实际上都是人类为了构建自己所理解的社会现实而创造的概念。这些观念是我们社会共识的一部分，但并不一定反映了宇宙的真实情况。

在人类构建的社会现实中，使用“面具”这个词是恰当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外表或表象。这个“面具”使得那些不属于人类现实的事物，如宇宙中的其他实体或现象，看起来像是具有人类机构的特征。通过将人类的特征赋予非人类的事物，我们加强了人类在宇宙中具有特殊地位的感觉。

要控制那些坚信公平原则的人，可以采取的策略是消除所有可能表明这个世界本质上可能并不公平的证据。然后，用一些正义的概念，如来世的回报或退休后的美好生活等幻想，来适当地掩盖这个真相，让人们相信公平仍然是可能的。

因此，对于反组织者来说，揭露社会现实的表象背后的真实本质，变成了他们的一项基本技能：就像是设计游戏一样。一旦你掌握了这个技能，它就会变得像本能一样自然，并且成为获取权力的一种基本手段。他们致力于理解社会现实是如何被虚构出来的，并且不断提升自己对这些虚构过程的控制能力。

然而，获得这项技能并非没有代价。

现实冲击

当社会现实中的某个方面或层次被反组织者操纵，用来影响或控制他人时，这个层次的真实价值和意义就会减少。例如，那些为了迎合无知者而设立的奖章和排名制度，最终可能仅仅成为一种表面的装饰，失去了它们原本的荣誉和激励意义。此外，当追求地位变成了一种用来控制他人的手段，而不是基于个人的成就或贡献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削弱地位本身的价值和重要性。

当某样东西被认为不再有价值时，它所代表的任何意义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神的面具”的比喻，一旦你把面具摘下来戴到自己脸上，这个面具所代表的价值就会迅速减少。因此，反组织者的旅程从根本上说是虚无主义的。

在这个过程中，反组织者操控社会现实的能力变得越来越熟练，以至于这种操控变成了一种几乎是本能的行为。

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所认为的社会现实其实建立在一些虚构的概念之上，这些概念忽略了自然和真实世界的某些方面。真正的现实并不是围绕人类的需求来构建的。

当我们开始揭开社会现实的面具，这个过程就像是社会现实这个大舞台上的一场戏。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在某种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操控社会现实看起来像是一个有意义的行为，就像在游戏设计中区分善与恶的行为一样。

对于反组织者来说，意识到这些虚构概念的虚幻性是一个重大的觉醒时刻：他们直接面对了最根本、最令人恐惧的真相——那就是没有所谓的“神”，或者说，没有绝对的真理和意义。在那一刻，他们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空虚感，因为所有社会现实的概念突然间崩塌了，只剩下一些表面的“面具”。而这些面具背后，并没有真正的实质。

所谓的“现实冲击”（reality shock）是指一个人突然间直接感受到现实的本质，意识到在现实中，人类并没有被赋予特殊的地位或重要性。大卫·华莱士在经历了这种冲击之后，超越了他之前的所有界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状态，这个状态是深度现实化的，并且是反组织化的。在这个状态中，他之前作为游戏设计师所拥有的操控他人的权威感完全瓦解了。

这是一种直接的、感性的体验，它超越了仅仅通过思考或理性分析得到的了解。虽然我们可以用理性去分析和理解人类的基本生理状态，并且可能会认为这些状态“没什么特别的”，但是这种理性上的理解与真正直接体验到“现实冲击”时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换句话说，理性分析得到的是知识的层面，而“现实冲击”提供的是更深层次的、直接的感性体验。

这也是为什么当罗伯特·加利福尼亚说他与安迪·伯纳德和篡位者耐莉·伯特伦之间的权力斗争无关时，没有人真正理解他的意思：

“生活的种种行为往往与基本的性本能有关，而这些本能又与竞争紧密相连，使得生活变得像一场没有明确规则的游戏。在美国的每个办公室中，似乎都有一个主导者，他们像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中的强者一样，掌控着整个竞争的过程。”

在这里提及达尔文主义并不是为了描述现实实际是什么样子，而是指一种体验和理解现实的方式。这种方式被反组织者用来向他人解释自己的状况，它利用了当代普遍接受的思想观念。如果时间倒退到一千年前，一个开始觉醒的反组织者可能会选择宗教作为话题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质疑神的存在，或者探讨社会现象背后可能不存在更深层的意义。

与直接宣称“无神论”（即明确否认神的存在）相比，“没有神”这一说法在表达上更为准确。反组织哲学并不需要断言神一定不存在。虽然按照奥卡姆剃刀原则，假设神不存在是一个更简单的解释。但这种观点仅仅是意识到，在我们的生活里，可能有其他事物取代了神的角色，或者神可能根本就不在我们的世界里。

【译者注：奥卡姆剃刀原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法则，主张在有多个假设可以解释同一现象时，应选择最简单的那个。】

对于反组织者来说，最高的父母形象——也就是神——根本不存在。这个认识对他们来说已经很足够了。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一些非常有名的有反组织者实际上非常虔诚，比如洛克菲勒就是一个很虔诚的浸信会教徒。

现实的冲击对反组织者来说确实是一种打击。简从未从中恢复过来。莱恩也从未遇到过。在《办公室》中，只有三个角色经受住了冲击：大卫·华莱士、罗伯特·加利福尼亚和托比。

要真正理解这种冲击，一个人首先需要面对由于神明不存在所带来的纯粹恐惧，但一旦超越了这种恐惧，人们会突然认识到，这种状态实际上赋予了他们一种深刻的自由。

言论自由，午餐自由

一旦反组织者克服了直面现实的冲击，并且意识到生活中并无绝对的权威，社会规则也非固定不变，他们就会感到自己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力量。

在这种认识下，他们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好像自己可以摆脱所有的限制。他们可以随意编造故事，而那些还相信社会规则的人会相信这些故事。

我喜欢把这种自由的感觉比作两种自由：“言论自由”和“午餐自由”（free as speech, and as in lunch.）。

“言论自由”在这里比喻为一种创造性的自由，它允许那些反组织者在塑造社会现实给别人看时，拥有无限的创造空间。在他们眼中，社会所重视的价值观就像是一盒蜡笔，他们可以自由地挑选颜色，用来绘制他们想要表达的任何画面。

而“午餐自由”则是指反组织者在运用权力时，感到自己不受道德的束缚。这种权力是由那些仍然遵循社会规则的失败者和无知者间接提供给他们的。当这些有反社会倾向的人行使这种权力时，他们感到自己无需对使用权力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无知者和失败者通过自己的分类体系，开始隐约理解到那些自由行动的反组织者所处世界的本质。他们用“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问题”等术语来界定这一现象。他们开始模糊地认识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现实可能并非真实：一些反组织者发表言论时，并不是有意撒谎，而是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话是否真实。实际上，反组织者的言论自由，就是他们随意编织故事的自由，他们在编造故事方面确实是真正的专家。

【译者注：道德风险指的是当一个人或组织在承担风险的过程中，因为他们不必承担全部后果，从而导致他们采取更高风险的行为。这个问题通常出现在保险、金融市场以及企业管理等领域。

委托代理问题指的是当一个人（委托人，Principal）聘请另一个人（代理人，Agent）代表他进行某项活动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代理人可能不会完全按照委托人的最佳利益行事。】

反组织者的行为并不仅限于权力结构的顶层，如兰斯·阿姆斯特朗的自行车赛车队等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在社会秩序的框架内，这些特殊的情境条件实际上具有其特定的意义和作用。

然而，这其实是宇宙的默认状态。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道德风险的地方。那些看似不寻常的环境条件，实际上是无知者和失败者所居住的虚构世界的一部分。这种对无知者和失败者世界观的彻底颠覆，让我们得以从反组织者的角度自然地观察这个世界。

正如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指出的，那些无知者和失败者很难接受一些基本的事实。这些事实包括：上帝可能并不存在；社会现实往往是由那些选择相信虚构故事的人共同构建的；价值观对于那些不受约束的反组织者来说，就像是可以随意涂鸦的蜡笔；人类并不是宇宙的中心。

当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些真理，并将其作为理解世界的基础。人们就不再将创造性破坏视为命运的安排或本能反应，而是看作是自由生活的一种表现。创造性破坏不是遵循某个既定剧本的行为，而是在没有预设剧本的情况下自然发生的。反组织者的自由与野生动物的自由类似，是一种基本的存在状态。那些将这种自由视为基本原则的人，实际上是在给予反组织者机会，让他们能够创造更多的虚构概念。

那些无知者和失败者通常会构建一个想象中的场景，他们认为反组织者生活在一个他们自己无法轻易接触或理解的世界。这些人会用自己的社会现实观念去填充这个想象中的世界，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解释反组织者的行为。他们通过这些虚构的想法，使自己相信反组织者之所以能够自由地生活，是因为他们遵循着一套秘密且不为外人所知的社会规则。

在无知者和失败者虚构的宇宙中，反组织者被描绘成英雄、神或牧师，他们成为了这些虚构世界的主要居民。然而，有时从这些虚构的世界中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反组织者。这些人既不扮演英雄的角色，也不是超然的牧师。他努力参与无知者和失败者的情感生活，但并不成功。尽管如此，他仍然努力保护那些无辜的人，并尝试帮助那些失去信念的人重新找到信仰。

通过这样的描述，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电视剧中的托比这个角色。

弥赛亚的诞生

在那些经受住了现实冲击的人中，大多数反组织者都接受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接受了与失败者和无知者之间不可逾越的隔阂。他们已经获得了一种自由，但却难以向那些没有这种自由的人解释这种感觉。对于那些生活在他们虚构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他们的态度是介于蔑视和宽容之间。他们最常表现出的态度是冷漠。

换句话说，大多数反组织者已经学会了如何创造性地利用和享受他们的自由。

其中一些人可能会随意模仿其他反组织者的行为。而另一些人则会走出一条更加富有想象力的道路。对他们来说，道德不再是盲目遵守社会价值观的问题，而是成为了表达他们个人真实本性的问题。无论是做出善良还是残忍的行为，都是他们自由表达自己的一部分。那些以痛苦为乐的人，会用自己的能力给别人带来痛苦。那些以别人的幸福为己任的人，会通过一种看似不参与其中的方式来创造幸福。

但是，拥有自由也可能变成一件可怕的事情。自由不会给你任何去做这件事而放弃另一件事的理由，甚至不会给你去做任何事情的理由。在自由的状态下，你没有固定的动力来源，当你失败时不能怪别人，当你成功时，也不会得到真正有意义的外界认可。在物理学允许的范围内，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而事情的结果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决定。

因此，对某些人来说，自由成了一种负担，而不是力量的源泉。他们不会把没有既定目标和角色的生活看作是发挥创造力的机会，反而会感到迷茫和不安，觉得这种状态难以接受。每个行为都是一种自由选择，人们只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也不能指望从外界得到安慰或原谅。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需要自己做出选择并承担后果的自由，是一种他们想要逃避的重担。

在社会常规的表象被揭穿之后，只剩下一个物质世界，这个物质世界是神秘的，人们只能通过科学探索来理解它。然而，如果没有社会规则来评价和解释科学所揭示的真相，科学研究本身可能就会显得毫无意义。比如，比较恐龙化石和希格斯玻色子，哪一个更有意义？这实际上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他们所获得的自由逐渐转变成了对一个已经失去的理想状态的怀念：那个状态是指一个有着明确现实感、清晰的意义和能带给人安全感的社会秩序。

因此，一些反组织者开始拒绝这种自由，他们试图重新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但通常都以失败结束。

一旦你了解了某些真相，就没办法再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旦你踏上了反组织者的道路，就再有没有回头的可能。

因此，这些反组织者反而成为了富有同情心的救赎者。他们保护那些无知者的纯真，帮助那些失败者重建信心。他们利用自己独特的力量，维护着那个理想化社会的边界，防止有人离开。反组织者通常会欢迎那些刚刚觉醒的人，但是与那些自视为救世主的人不同，他们会在有机会的时候把新觉醒的人送回他们原本的生活。

尽管如此，反组织者还是会继续尝试参与社会活动，尤其是参与到集体的失败者情绪中。然而，对这些反组织者来说，这种情感体验是无意义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了真相。他们不会在情感上增加任何积极或消极的感受，反而是在减少这些感受。最终，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个黑洞，吸收了所有的情感和体验，但不再反射或表达出任何情感。

迈克尔本能地明白这一点。他对托比的厌恶，其实在他所有的行为中算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那些企图救赎他人的反组织者，他们试图为那些仍抱有对社会美好幻想的人维持这份幻想。但他们终究只是普通人，无法始终守护这个幻想的世界。因此，托比的办公室里堆满了那些来自失败者的未能及时处理的投诉。这些情感上的债务，最终只能交给那些能提供空洞宽慰的牧师。

这就是托比的故事。一个从神学院辍学的无神论者，一个碌碌无为的救世主。他曾经去哥斯达黎加寻找内心的平静，但不幸在一次滑索事故中受伤。经历了这次灾难后，他带着不满和遗憾回到了Dunder-Mifflin公司，在那里，他依旧没能守护好那个理想化的社会。

故事的结尾，托比在一个空无一人的教堂里，向着自己并不相信的上帝发出了沮丧的呼喊：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刻薄？

虚无的确定性

就这样，我们结束了长达 3 万多字的漫长旅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探索了失败者和无知者的世界，并学会了他们的语言。我们深入思考了无知者的发育停滞问题，以及失败者在职场晋升中的挣扎。此外，我们还分析了反组织者如何操纵那种“好处归我，坏处你但”的游戏。

目前，我们已经游览了那些行为自由、不受约束的反组织者的世界，他们犯下了罪孽，却让其他人来承担后果。

在这段旅程的最后，我们不得不深刻反思电视剧《办公室》所呈现的人类状况。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人类的旅程是神灵安排的创造性发展之路，还是在没有神的世界里，那些追求自由的个体所带来的不断上升的社会成本，导致了一个无人治理、无人关心的混乱状态？

我们找到了最终答案吗？我们从中学到什么了吗？

最后，我只能引用电影《阅后即焚》（Burn After Reading）的最后一幕，作为我们讨论的结束语。

电影中描绘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这场风波虽然结束了，却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事业的毁灭。在这场风波之后，我们看到了J.K. Simmons扮演的一位疲惫的中情局官员，他正在和下属一起回顾并总结这次事件：

中情局领导：我们从这次事件中学到了什么，帕尔默？

帕尔默：我不知道，长官。

中情局领导：我他妈也不知道，我想我们学到的教训就是不要再这样做了。

帕尔默：是的，长官。

中情局领导：如果我知道我们做了什么，我就玩完了。

帕尔默：是的，长官，这，呃，很难说

中情局领导：操。

感谢《办公室》的剧迷们，你们一直都非常优秀。创作这个系列是我一生中最没意义，但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的工作。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除了学会不再这样做之外，我什么也没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