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在我发表这篇文章后，有人提醒我，我文章中的分类与伊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他的《刺猬与狐狸》一文中所做的分类惊人地相似。这是我之前未曾意识到的。如果早点知道这点，或许我会把自己归为“刺猬”而非“狐狸”。）
（译者注：柏林在《刺猬与狐狸》中提到的隐喻是这样的：“刺猬”们拥有一个清晰统一的世界观，倾向于用一个核心理念来解释万物；而“狐狸”则代表那些有多种视角、对世界有复杂看法的人，他们不寻求统一的解释，而是接受多样性和矛盾。）
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我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科学思维方式。从那以后，我对它们的好奇心日益增强，不断地观察和思考。我一直想要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但我担心这样的解释可能会显得太以自我为中心，因此一直未能下定决心。
我之所以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主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本人就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极端例子。要想谈论这件事，难免要大谈自己，那看起来肯定像是在为不合认知标准的行为巧作辩解。然而，我现在认为，承认这类研究者所能做出的贡献，可能对高等教育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简要地做些说明，或许可以服务于一些有益的目的。
对于伟大的科学家，存在着一种有些夸张但并非完全错误的老生常谈：他们被视为自己领域内的“完美”大师，能够掌握该领域的所有理论和重要事实，对所有重要问题都能随口回答。
虽然这样完美的人物可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不过我确实遇到过一些十分接近于这种理想境界的科学家。
我相信许多人都把这看作自己的目标，并且常因未能达到这一境界而感到苦恼。我们认为这样的人值得赞扬，因为他们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类人群包括了大多数杰出的解释者、最成功的科学教师、作家、演讲家以及才华横溢的辩手。
他们对自己所研究的学科了如指掌，不仅对自己的观点了然于胸，还对历代的各种理论烂熟于心，因此能够做出清晰而流畅的解释。毫无疑问，这些在知识领域公认的大师中，也有一些极富创造性的思想家，但我拿不准的是，这种特殊的才能是否真正有助于创新。
我的一些最亲密的同事和最要好的友人，都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学者。他们的成就使他们获得了当之无愧的名望，对此我绝不敢望其项背。在关于我们科学现状的几乎所有问题上，我认为他们都比我这种人更具有提供信息的才能，在向外行人和年轻学子解释某个学科这件事上，他们的说明要比我所能做到的更易于理解，因此对未来的从业者会有更大的帮助。
不过我打算加以辩解的是，在各研究机构中，也应为另一种类型的少数头脑古怪的人留出一席之地。[1]
[1] 这种对比的第一个令我惊奇的例子，是庞一巴威克和维塞。见到前者时我还是个孩子，他显然是位“自己领域中的大师”；而后者，即我的老师，在许多方面都像个困惑型的人。熊彼特——又一位“自已专业中的大师”——也曾用这样的话来描述他：“走进维塞的知识世界，经济学的同行们会立刻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像他们进入了一所和我这个时代完全不同的屋子，其内部的布置和家具都显得非常怪异。”
维塞的作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写作风格与其他作者截然不同，唯有门格尔算是一个例外，但那也仅仅是在某些建议上。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经济学同行都不知道如何评价他的作品。在维塞构建的知识体系中，一切——包括那些早已有人提出的观点——都成为了他的个人财产。上面段话摘自一份为庆祝维塞70岁生日的维也纳报纸文章，我在为他去世写的悼词中引用了更长的篇幅，并将其作为他的《集成论文》一书序言的内容重新发表。
我在私下的谈话中，习惯于把公认的标准型科学家称为记忆型。这多少有些不太公平，因为尽管他们的才能来自一种特殊类型的记忆力，但是还有其他类型的记忆力。因此我在这里将这种类型的人称为“自己领域中的大师”（master of hi subkect）。
这种头脑能够储存他所谈到或听到的特定事物，那常常是表达某些观念的特定词语，而且他能够长期保存。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尤其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意识到大多数人可能缺少这种能力，虽然他们对于孤立事实拥有很好的短期记忆力。
我这里主要是指在年终考试前的几周内，把一年所学但又从未写过作业的几门课程，突击式地复习一下全部要点，以便完成中学学业，得到进入大学的机会。但是，这些我很快记住的知识，也会以同样的速度被我遗忘。对于一些复杂的论证，我从来不具备长期记住其前后步骤的本领。我也无法记住那些有用的知识，除非我能将它们融入我已经熟悉的概念体系中。
当我与那些效率更高的学者相处时，我并没有感到强烈的自卑，因为我知道，我能想出的任何新见解都是因为我缺乏他们的某种能力——也就是说，我常常记不住那些能力出众的专家们轻而易举就能掌握的知识。
我得到的任何新见解，都是通过艰难努力和重新构建论证的过程得来的，而大多数合格的经济学家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复述这种论证。
那么，既然我自称是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我个人的知识基础又是什么呢？显然，它并不是建立在对具体论证或证据的出色记忆上。通常情况下，无论是我读过的书还是我听过的课，哪怕它们与我的专业直接相关，我通常也无法复述其内容。[2]
[2]一位40年来经常讲授经济史且以此为乐的大学教师说出这样的话，未免像奇谈怪论。我对于以往研究者的著作，总是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从他们那里受益匪浅。我也喜欢去想象他们的生活和个性，尽管我并不幻想这会有助于解释他们的科学信念。我相信我在授课时，通过讨论他们对另一些人的作用，恰当地说明了他们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不过我向学生讲授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我从这些作者那里学到的东西，而不是他们自己主要思考的东西——这两者往往十分不同。
尽管我无法记住刚读过或听完的书籍和课程，但这些资料确实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益处。实际上，如果我尝试记住作者或老师的具体说法，那么我能从中得到的好处就会大打折扣，至少对于我已经有所了解的主题而言，确实是这样。
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很快就放弃了尝试做课堂笔记——每当我这么做时，我的理解能力就会立刻停止。我从听别人的想法或读别人的思想中获得的，是对我自己观点的改变。我听到和读到的内容，并不是让我能复述它们的思想，而是使我自己的思想发生变化。我不会记住它们的观点或概念，而是对我本人的见解和观念之间的关系作出修改。
这种汲取知识的方法的结果，或许可以将它比作一幅合成照片的模糊轮廓而得到最好的说明：将一些非常熟悉的面孔重叠在一起，以发现某个群体或种族的共有特征。
在这样的世界观里，没有什么是非常精确的。但它为我提供了一张地图或一个框架，让我必须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路径，而不能简单地跟随任何事先设定的路线。我得到的原材料，并非是一些我可以简单整合的碎片知识，而是让我有可能对现有结构进行改进的东西。我必须通过观察所有的指示标志，在这个框架内寻找我自己的道路。
怀特海（A.N. Whitehead）曾说过：“独立思考的前提是头脑的混乱。”这句话恰好描述了我的亲身体验。对于别人看似显而易见的答案，我常常记不住，因此我经常不得不为某个在头脑更有条理的人看来并不存在的问题思考出一个答案。这样状态并不罕见，正如一句半开玩笑的话所表达的：“受过教育的人，其实就是那些忘记了大部分所学知识的人。”这种不那么出色的记忆力，可能正是判断力十分重要的引导者。
我更倾向于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困惑型”，当然，如果有人把它称作“糊涂型”，我也不会介意。因为在经过深思熟虑，得出一些明确结论之前，他们对某个问题的论述往往会给人一种混乱的印象。
他们常与困惑相伴，并且很少能得到发现新见解的补偿。他们的困惑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无法使用那些让其他人能够轻松快速得出结论的常用表达或论证。但好的一面是：当他们不得不为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时，有时会发现人们习以为常的说法里藏有漏洞或是隐藏的错误假设。面对这些由于含有不合逻辑的假设而导致的模棱两可的论述，这些长期以来未被注意的问题，他们必须给出明确的回答。
采用这种思维方式的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无需语言的思考过程。尽管这个现象时不时会遭到质疑，但我认为它在那些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中尤为常见。
对他们来说，能够“看见”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并不等同于知道如何用词汇表达这种联系。即便在长时间努力寻找准确的语言表达之后，他们仍可能感到难以用语言完全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还表现出一种略显难以理解的特质，我相信这并不罕见，但我从未听人详细讨论过：他们在不同领域的许多具体思想，可能都是来自某个更具普遍性的概念，他们最初对此并无察觉，只是由于后来他们在处理不同问题的方法上的相似性，才使他们恍然大悟。
写下以上内容之后，我对自己在研究领域内一些密友的进一步观察感到惊讶。这些我认为是“自己领域中的大师”的出色人物，我对他们的了解主要来自我的观察；他们对周围主流观点和当时流行的知识趋势似乎特别敏感。
那些努力掌握当代所有相关知识的人，以及通常认为广泛接受的观点必定有其合理之处的人，可能不可避免会这样。而那些“困惑型”的思考者则更倾向于固执己见，走自己的路。我不确定这样做是否有更深的意义，这可能让后一种类型的人免于深入探究那些不符合自己思维模式的观点所带来的困扰。但仅此而已吗?
如果真的有这样两种能够对知识增长作出贡献的思维方式，那么我们目前的大学生选拔制度可能就会将那些有能力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排斥在外。对于“只有通过特定考试才能获得大学教育机会”的原则，人们持有怀疑态度，当然，这背后还有其他的原因。
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在学校里成绩不佳，甚至无法通过这样的考试，而那些从小在学校成绩优秀，后来在学术上表现出色的学生却并不多见。我认为很明显的是，目前的选拔原则实际上减少了那些对自己专业抱有强烈兴趣并致力于深入学习的人的比例。
我对是否应该增加那些仅因通过了某些考试就能享受大学教育的学生数量表示高度怀疑，同时我强烈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另一种方法，将对科学探索的渴望强度作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这意味着，那些愿意为此做出某些牺牲的人也应当获得这种机会。我承认，这种渴望的强烈程度与满足这种渴望的财务能力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通过从事其他工作来赚钱补贴学习费用可能也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解决方案——当然，这并不适用于需要做实验的科目。对于法律或医学等专业，可以通过就业后赚钱来偿还学费贷款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这对那些选择从事理论研究的人而言，并没有太大帮助。
然而，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基于这种牺牲，应该给予个人一段时间全心全意投入到某个专业领域学习的机会。如果有人自愿承诺过上几年像半修道院那样朴素的生活，放弃许多按照我们当前的财富水平年轻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娱乐和消遣，以此作为获得特殊机会的回报，并且这确实是通过他个人的努力获得的，而不是基于别人对他能力的评估，那么他对学术的热情就应当被真正看重。这能够为那些只有在全神贯注于自己专业时才能展现才华的人提供一个机会。
我设想的安排是这样的：那些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可以获得住宿、简单的食物和丰富的书籍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但除此之外，他们必须决心过上极其节俭的生活。
在我看来，一个人愿意在几年时间里放弃年轻人通常的享乐，这比在学校的所有科目考试中过关，更能说明他可能从高等教育中受益。那些通过个人牺牲换取学习机会的人，如果他们得到的尊重超过了那些通过考试进学的人，我并不会感到惊讶。
一个可能仍被普遍认可的事实是，最伟大的成就和声望都来自于那些自律的人，他们全心追求自己选择的目标，并把大多数其他娱乐活动置之度外。不少伟大的科学家在他们一生最具创造力的阶段，都不得不这样做。
当然，即使是这种制度，个人是否能获得认可，仍需证明其在所选专业上的能力，并且持续展示出在学业上的进步。我十分乐意看到，那些在四年左右的时间里一贯忠实地遵守纪律并展示出非凡才能的人，成为享有充分自由的研究生。
即便是参与这个计划的大多数人最终未能完成学业或者表现平平，我依然相信这种制度能够帮助我们发掘并培养出一些人才，而在没有这种制度的情况下，这些潜在的人才可能就会被忽视。我认为，这样招收进来的人才，应该成为任何学术团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仅是重视那些擅长考试的人，还能建立一个让各种思维方式的人才都能找到自己位置的宝贵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