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今晚之所以选择探讨这个话题，是因为我觉得当下许多有关政治和政治理论的讨论，都大大忽视了心理因素的影响。
经济数据、人口结构、宪法架构等方面都有非常详实的资料，研究这些就像拿着放大镜观察一般。比如，如果你想知道朝鲜战争开始时南北朝鲜的人口数量，翻翻书唾手可得，你甚至可以知道双方的人均收入和军队规模。
但如果你试图深入了解一个朝鲜人的内心世界，探究南北朝鲜人民的差异，了解他们对生活的渴望、不满、希望与恐惧，希望了解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他们”时，你会发现资料寥寥无几。
因此，你很难判断南朝鲜人到底是支持联合国组织，还是更支持与北方同胞的统一。你也难以推测他们是否愿意牺牲土地改革来换得选举权，去换得一个给陌生政治家投票的机会。
正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忽视，让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家们屡遭挫折。如果我们希望政治更为科学，如果我们不再想被它打个措手不及，就必须深入探究驱动人类行动的深层因素。
饥饿状况是如何影响人们对口号的响应程度的？人们的行动力会随着饮食中卡路里的增减而改变吗？当民主许诺与一袋粮食同样摆在你的面前，你会在多饿的情况下选择后者？
现在，让我们把视角放宽点，不再局限于朝鲜，而是把目光投向全人类。
**人类的一切行动都是由欲望驱动的。**目前存在这样一种观点，一些道德家坚信，人们可以存天理灭人欲，但这种观点实际上大错特错。
我之所以说大错特错，并不是因为人们对责任感召免疫，而是因为，除非他自身想要承担责任，否则这对他没有任何约束力，也就是说，他要有承担责任的欲望。
要想预知人们的行为，光看他们的物质条件是远远不够的，更关键的是，要洞察他们的欲望世界和这些欲望的相对强度。
有些欲望虽然非常强烈，但通常并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大多数男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期都想要结婚，但通常情况下，他们无需采取任何政治行动就能满足这种欲望。
当然，也有例外，萨宾妇女被强奸就是一个例子。再如，北澳洲的发展之所以受阻，部分原因在于那些本应建设家园的年轻男性不愿远离女性的社交圈。
尽管这类情况偶有发生，但从大局来看，男女间的情感和兴趣通常对政治舞台的影响微乎其微。
对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欲望可以分为主要和次要两大类。
主要欲望涉及生存的必需品：衣食住行。当这些基本需求难以满足时，人们为了确保生存，将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使用暴力。
历史学家们提到，阿拉伯地区在历史上至少四次因干旱迫使其民众外迁，这不仅影响了当地的政治、文化和宗教，还波及了周边地区。其中，最著名的一次造就了伊斯兰教的兴起。
同样，日耳曼部落由南俄扩散至英格兰，最后抵达旧金山，背后的推动力亦是对基本生存资源的渴求。
显而易见，对食物的渴求不仅塑造了过去种种重大的政治事件，到了今天也依旧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重要动力。
但是，人类与其他生物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拥有某些永无止境的欲望——这些欲望永远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哪怕置身于伊甸园之中，也难以平息内心的躁动。
举例来说，蟒蛇吃饱喝足就会沉睡，直至下一次进食的需求唤醒它。而人类，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
当习惯于简朴生活、以几颗枣子充饥的阿拉伯人突然间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繁华与富饶，生活在难以想象的奢侈宫殿中时，他们并未因此而变得懒散。
即便饥饿不再是他们的行动驱动力——只要他们点一点头或挥一挥手，希腊奴隶们便会供上美味佳肴——但还有其他欲望在驱使他们保持行动：尤其是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将其归类为占有欲、竞争心、虚荣心以及对权力的渴望。
占有欲——即对尽可能多的物质或财产所有权的渴望——我认为，其动机是恐惧与对生活必需品渴望的结合。
我有幸照顾过两位来自爱沙尼亚的小女孩，她们曾在一次严重的饥荒中濒临死亡。在我的家里，她们有充足的食物，但她们仍旧不忘利用每一刻空闲时间，偷偷收集邻近农庄的土豆，像宝贝一样珍藏着。
洛克菲勒童年时期的贫乏生活也在他成年后的行为中留下了类似的痕迹。即便是坐在拜占庭丝质沙发上的阿拉伯酋长们，也难以抹去对沙漠生活的记忆，他们积攒的财富远超过他们的物质需求。
占有欲的心理分析可能多种多样，但无可辩驳的是，它是推动人类行为的强大动力之一，特别是在权势之人身上更是如此，因为这种欲望是无穷无尽的。不论拥有了多少，人们总会渴望更多。
虽然占有欲是资本主义的重要推动力，但在战胜饥饿的欲望之后，它并不是最强烈的动机。相比之下，竞争欲更为强烈。
伊斯兰历史反复证明，由于苏丹那些同父异母的儿子们无法和睦共处，他们之间的竞争多次导致了王朝的覆没与灾难。
现代欧洲也上演过这样的剧情。例如，由英国政府不够审慎地让德皇参加了斯皮特海德举行的海军检阅，这随后催生了我们后来所不愿见到的一系列念头：“我必须建立一支能与祖母媲美的海军力量。”随后便是无数的战争纷扰。
如果占有欲总能胜过竞争欲，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很多人宁愿自己过得不好，也要看到对手的彻底失败。这也是当前高税负的原因之一。
虚荣心，是人性中一股难以言喻的巨大力量。每个与孩子相处久了的人都明白，他们总爱调皮捣乱，因为他们希望你时刻关注他，“看着我”，这几个字背后蕴藏的是人性中最根深蒂固的欲望。
虚荣心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从小丑般的滑稽到对死后名利的追逐。
文艺复兴时期，有位意大利的公爵，在生命的尽头，当他被神父问到有什么遗憾时，他说，有一事令他耿耿于怀。那是一次皇帝与教皇的共同来访，他带他们到塔楼登高望远，但他遗憾自己错失了一举成名的良机——他后悔没将他们一同推下塔楼，以此被人们永远铭记。虽然，不知道神父是如何回应他的，但这个故事鲜明的刻画了虚荣到顶的表现。
虚荣心如野草般，越是滋养，便越疯长。人一旦登上万众敬仰的宝座，便更加渴求被世人传颂。即便是身陷囹圄的罪人，若是见到报纸对他的审判轻描淡写，他一定会心生不满。而当他在其他报章上见到更多关于自己的报道，对那些报道不充分的便愈发愤懑。
政客与文人亦是如此，他们的名声越响，便越难满足于当前的报道。虚荣心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阶段都有极大的影响，无论是三岁孩童还是权倾天下的掌权者。人类甚至还将这种欲望归咎于神明，认为神也像人一样渴望不断地被赞美。
然而，在众多驱动人类行为的动机中，有一个因素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凌驾于一切，那便是对权力的热爱。权力之爱与虚荣心颇为相似，却又截然不同。
虚荣心追求的是荣光，而荣光并不必然需要权力作为依托。譬如在美利坚，银幕之星享有无上的光辉，然而他们仍可被“反美活动委员会”所牵制，后者尽管权在手中，却并不拥有一丝荣光。
在大不列颠的土地上，君王的光环或许超越首相，然而实权却掌握在后者之手。众人之中，有的偏爱荣光胜于权力，但总体而言，相较于那些视权力为重的人，这些人对世界轨迹的影响较小。
1814年，当布吕歇尔见识到拿破仑的宫殿时，便发出感慨，不明白拿破仑为何要执着于对莫斯科的追逐，而不满足于眼前的荣华。
拿破仑本人，虽不乏虚荣之心，却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权力而非荣耀。在他看来，权力才是最终的追求。
权力和虚荣一样，都是永不满足，只有全能才能完全满足它。这种权力欲特别见于精力充沛的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权力欲的影响力远超其他欲望。
实际上，对于那些显赫之人来说，对权力的渴望无疑是驱动他们生命运转的最强动机。
权力欲，在被现有权力滋养后，也会愈发强烈，这一点对任何权力都适用，小到日常琐事的裁定权，大至统治者的掌控权。
借用过往岁月中的一幕：在1914年之前的欢乐时光里，那些家境殷实的妇女可以聘请诸多仆人，随着岁月流转，她们对仆人们施以权力的乐趣亦随之增长。
同理，在任何独裁统治下，权力的持有者会因体验到权力的种种乐趣而变得愈加残暴。权力对于人的支配表现在迫使他们做出本不愿意做的事情，在这样的作用下，渴望权力的人往往更倾向于施加痛苦而非许可快乐。
若你向上司请一个正当的假期，他若醉心于权力，很可能会从拒绝中寻得更大的满足感。若你需要一份建筑许可，那位小小的官员显然会从说“不”中得到更多的乐趣，而不是从说“是”中获得。正是这些行为，让对权力的热爱成为了一种危险的驱动力。
然而，对权力的渴望并非一无是处，它亦有其可取之处。求知的旅途，以及科学技术的每一步进展，很多时候都是由对权力的热爱所激发的。
在政治领域，一位改革家对权力的渴望可能与一位独裁者无异，因此，全然否定对权力的追求是不明智的。这种动机最终导向有益或有害的行为，这取决于掌权者所处的社会体制和个人的追求与能力。
如果你的能力是理论性或技术性的，那么你将为知识或技术领域做出贡献，并且你的作用一般是有益的。
如果你是政治家，你可能会被权力欲所驱动，但通常来说，这种动机会和你的施政愿景相结合，而不是单纯为了掌握权力什么也不做。
一个伟大的将军可能会和阿尔西比亚德（Alcibiades）一样，对于为哪一方作战漠不关心，但大多数将军更倾向于为自己的国家作战，并且除了权力欲外，他还有其他动机。
政治家可能会为了保持在多数派中而频繁更换立场，但大多数政治家都会倾向于特定的政党，并将权力欲置于该政党的偏好之下。
在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中，我们可以看到接近纯粹的对权力的追求。
一类人是冒险的战士，拿破仑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法国和科西嘉岛都没有深厚的情结，但如果他仅仅是科西嘉的统治者，他的伟大事迹也许就会大打折扣。
然而，这类人物并不能完全代表对权力的纯粹追求，因为他们的行径同样混杂着对虚荣心的追逐。
更为纯粹的类型，则是那些幕后操控者——他们不曾步入公众的视线，却暗中握有重权，正如巴伦·霍尔施泰因那种人，他在幕后主宰了德意志帝国长达十六年的外交政策。他居住在简陋之地，鲜少出现在社交场合，除了一次不得已应皇帝的强烈要求外，他从未与皇帝面对面交谈。他拒绝所有的宫廷活动邀请，理由是无宫廷礼服可穿。
他掌握着能够要挟总理和皇帝近臣的秘密，并利用这些秘密推动他所倾向的外交政策，这一切并非为了财富或声望，而只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在东方，如同太监这样在幕后操纵大局的人物也并不罕见，他们同样运用手中秘密的力量，默默影响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方向。
现在，让我们转向另一种动机，虽然它不如前面描述的动机那般根本，但它同样举足轻重。这便是对刺激的热爱。
人类能超越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们具备感受无聊的能力——这一点，我在观察动物园里的猴子时也常常思考，它们或许也对这种令人疲倦的情绪有所体会。
不过，不管怎样，经历告诉我们，摆脱无聊是几乎所有人类都迫切渴望的事。当白人初次与某些未受现代文明影响的原始部落接触时，他们带去了种种福利，从上帝福音到南瓜派。然而，让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大多数原住民对这些东西漠不关心。
他们真正在意的是我们带给他们的酒精饮料，因为这让他们首次产生了一种幻觉：活着比死了好，哪怕这种感觉只持续了短暂时刻。
举例来说，未受白人文化影响的红皮肤印第安人，他们抽烟不像我们这般平和，他们是以一种几乎狂热的方式，深吸一口直至失去意识。
当尼古丁带来的兴奋感消失后，那些爱国演说家便会煽动他们去攻击邻近的部落，这种行为带给他们的快乐，类似于我们从赛马或总统大选中获得的快感。
赌博的乐趣也几乎完全源自其中的兴奋感。有记载说，中国商人在长城边冬季赌博，输掉所有现金之后，继而输掉所有货物，最后连衣服都赌掉，在冷风中赤裸等死。
无论是文明人还是原始的红皮肤印第安部落，我认为他们在战争爆发时的欢呼，主要是出于对刺激的渴望，这种情绪与观看足球比赛时的兴奋无异，尽管其后果有时会更加严重。
探究对刺激的热爱究竟源于何处，这非易事。我倾向于相信，我们的心理构造仍然停留在依靠打猎为生的远古时代。
当那些男人用简陋的工具整日追踪一只鹿，以期晚餐时能有所收获，当天色暮然他们满载而归，拖着猎物回到洞穴时，此刻的他，沉浸在满足的疲惫中，而他的伴侣则忙于处理和烹饪猎获的肉食。他感到困倦，骨头酸痛，而烹饪的香气充斥他意识的每个角落。最终，饱餐之后，他沉沉睡去。
在这样的生活中，他既无时间也无精力去感受无聊。但当人类走进农耕时代，将田间繁重的工作交由妻子完成，他便有了时间和空间去反思人生的虚无，去编织神话，构筑哲学体系，去梦想死后能在瓦尔哈拉的天堂继续他的狩猎。
我们的心理结构，本适应于那些需要极度体力劳动的生活。我年轻时，常以徒步旅行的方式度假，每天行走二十五英里，到了夜晚，我无需任何事物来驱赶无聊，因为坐下来的喜悦已经足以让我感到满足。
然而，现代生活早已与这种重体力劳作原则格格不入。我们或许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满足内心对刺激的渴望。
现代人的许多职业都是久坐型的，即便是体力工作，也往往只专注于锻炼几块特定的肌肉。
想象一下，在特拉法加广场，人群为政府将他们送上战场而欢呼，这样的场景若发生，那只能说明他们尚未找到合适的方式来释放那些因缺乏体力劳作而积攒的能量。如果那天他们刚刚走完二十五英里，恐怕便无暇顾及如此欢呼。然而，让每个人日常进行大量的体力劳作并非现实之举。
如果人类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找到其他方式来安全地释放这些体能。从而减缓对刺激感的追求。这一议题，无论是在道德家还是社会改革者的讨论中，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社会改革者忙于更重大的议题，而道德家们则对所有合法的刺激出口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出口，如舞厅、电影院以及爵士乐盛行的娱乐形式，皆为堕落之门。按照他们的观点，人们宁可坐在家中反省罪孽，也不应沉迷于此。
我发现自己无法完全同意那些道德家的警告。恶魔变幻莫测，在它的众多面目中，有的旨在迷惑年轻人，有的则是为了欺骗那些严肃的老年人。
如果恶魔引诱年轻人寻欢作乐，那么，是不是同一个恶魔在引导老年人去谴责年轻人的快乐呢？这种谴责，难道不仅仅是老年人特有的刺激方式吗？
这是不是很像吸食鸦片？为了维持快感，你需要越吸越多。我担忧的是，这种从谴责看电影的小恶开始，最终可能步步升级，导致谴责不同的政党、种族和国家，最后只剩下我们小圈子里的少数人，无人可谴。
正是这种广泛的谴责情绪，往往成为战争的导火索。我从未听说过舞厅引起的战争。
刺激感带来的严重后果在于它的众多表现形式往往带有毁灭性质。对于那些不能控制自己过度饮酒或赌博的人，追求刺激变成了一种毁灭。
当刺激演变为暴徒的暴行时，它的破坏性显而易见。更为严重的是，当刺激成为战争的导火索时，其破坏性达到顶点。刺激是一种深层次的需求，如果找不到健康的出口，它便会寻找这些危险的途径来释放。
但这些出口还不够，尤其是考虑到最令人兴奋的政治活动往往也是破坏力最大的。文明生活已经变得过分单调，要想维持其稳定性，就必须为那些我们体内仍然保留的原始本能提供一些无害的释放方式。
在澳大利亚，广袤的土地上人烟稀少，而兔子成群，我曾见证整个社区通过熟练地猎杀成千上万的兔子，以这种原始的方式满足他们内心的冲动。
但在伦敦或纽约这样的现代都市，我们需要另寻蹊径来回应这股原始的召唤。设想一下，假如每个大都市中都建有人工瀑布，人们可以驾驶易碎的独木舟滑落其间，或是设有装满机械鲨鱼的泳池，这将是多么刺激的体验。那些时刻倡导预防战争的人或许应该每天玩上两小时，以此作为他们的心灵疗愈。
更严肃地说，我们应努力为追求刺激的爱好提供建设性的出口。没有什么比发现与创造更能激动人心，而这样的体验，实际上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
**在诸多政治动机中，恐惧与仇恨这两股紧密相关的情感不幸地纠缠于人类心中。**正常情况下，人们往往憎恨那些令他们感到恐惧的事物；反之，我们对所憎恨的事物也常常感到恐惧。
对于原始人类来说，这一规律尤其明显：他们对所有不熟悉的事物既感到恐惧又充满敌意。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小群体中，这样的群体最初规模非常小，在群体内部，除非有特别的理由去仇恨某人，否则成员间通常和睦相处。
但对于那些外来的群体，他们则将其视为潜在或现实的敌人；任何一个意外闯入的外群体成员都会遭到致命的攻击。
在处理不同群体或国家的关系时，我们仍然受到原始本能的驱动，外来的群体可能因情况不同而被排挤或对抗。这种古老的生存机制，在今天我们对外国人的直觉反应中依然发挥作用。
对于那些没有出过国的人来说，外国人可能就像是另一个部落的成员，异乎寻常且不可信赖。然而，对于那些见多识广的旅者或国际政治的学者而言，他们明白，为了本国或本群体的利益，与其他群体的融合在所难免。
以英国人为例，当有人告诉你“法国人是你的兄弟”时，你可能会因文化和习俗的差异而感到难以接受。但如果解释说，为了共同安全对抗另一个敌人（如俄罗斯），并且需要法国人的协助来守卫莱茵河防线时，你就会开始理解那句话的深层含义。
不过，如果有人进一步说俄罗斯人也是你的兄弟，这种说法可能难以让你接受，除非他能说明存在着更大的共同威胁。总的来说，我们往往亲近那些与我们有共同敌人的人。如果没有敌人，我们所亲近之人将大为减少。
然而，上述有关人类相互态度的论述只在我们仅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才成立。如果人们将大自然视为敌人，认为它太吝啬，提供的生存资源太少，假如人们将人生视为征服自然的过程，那么全人类的合作会变得更简单。如果学校、报纸和政治家都致力于宣扬这种人生观，那么人们可能会很容易地接受这种看法。
但现实并非如此。学校在传授爱国主义，报纸在煽动刺激感，政治家在追求连任，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没有为人类避免内斗提供任何帮助。相反，它们或许正推动着人类朝着自我毁灭的边缘前进。
面对恐惧，我们有两种应对方式：一是减少外在的危险，二是培养斯多葛般的坚忍力。除非在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否则后者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来强化。
征服恐惧至关重要，恐惧会使人堕入深渊，它很容易成为心灵的枷锁，并且它极易催生对恐惧对象的憎恨，并推动人类走向极端。在人类生活中，没有什么比安全感更意义了。
如果我们能建立一个国际体系，消除战争的恐惧，普通人的日常心态将会有巨大的改善。目前，全世界都被恐惧笼罩，无论是掌握在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手中的原子弹和细菌弹，都让世界各国不寒而栗，它一步步将人类推向深渊。
要想让情况有所改善，首要的步骤是找到减少恐惧的途径。当前，世界被意识形态的对立所困扰，冲突的一个明显原因是我们希望自己持有的意识形态胜利，而对立的意识形态失败。
但在这里讨论的基本动机，我不认为与意识形态有太大关系。意识形态更多是人们分组的一种方式，而这里涉及的情绪，实际上是所有竞争群体间常有的情绪。
当然，我们仇恨共产主义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们认为他们想要夺取我们的财产，这一点并不是对共产主义者独有的，盗贼同样做这种事，但我们对盗贼的态度远不如对共产主义者的态度激烈，主要是因为后者激起了更大的恐惧。
其次，我们仇恨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反对宗教信仰。但中国人自十一世纪以来就不太重视宗教，我们仅在他们推翻蒋介石后才开始仇恨他们。
第三，我们仇恨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不信奉民主，但这并非我们仇恨佛朗哥的理由。第四，我们仇恨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限制自由，我们对此强烈反感，以至于我们决定和他们一样。
显然，我们对某些群体的憎恨，并非真正源于上述任何一个具体理由。我们憎恨他们，是因为我们对他们感到恐惧，担忧他们对我们构成威胁。
假设俄罗斯人依旧信仰东正教，假设他们建立了议会政府，假设他们有一个每天都在抨击我们的自由媒体，然而只要他们的军事力量依旧强大，只要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威胁，我们还是会仇恨他们。
诚然，宗教上的仇恨确实存在，并能引发敌对情绪，但这也可视为群体情感的一种表现：不同的宗教信仰让人感觉陌生，而所有的陌生之物都被认为是潜在的威胁。实际上，意识形态是群体形成的一种方式，无论群体是如何形成的，背后的心理机制大体相同。
或许你会感觉到，我只讨论了恶劣或者最多是道德中性的动机。我必须承认，通常这些动机比更具利他性的动机更有力量，但我并不否认利他主义动机的存在，而且在特定情况下，它们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19世纪初英国反对奴隶制的行动无疑是出于利他，而且极为有效。这种利他主义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证明：1833年，英国纳税人支付了大量资金给牙买加地主作为解放奴隶的赔偿；
同时，在维也纳会议上，英国政府准备作出重要让步，以促使其他国家废除奴隶贸易。这是历史上的例子，但现代美国同样提供了值得注意的案例。不过，我不想谈这些，因为我不想卷入当前的争论。
我认为，同情无疑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机，它能使一些人在某些时刻因为别人的苦难而感到不适。正是这种同情心，在过去一百年里推动了许多人道主义上的进步。
当我们听说精神病患者被虐待的故事时，我们会感到震惊，不过现在有很多精神病院已不再虐待病人。在西方国家，对囚犯的酷刑是不被允许的，一旦这样的事情被发现，就会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响。
我们不支持像《雾都孤儿》中那样对待孤儿。新教徒国家反对虐待动物。同情心在这些方面已经显示了其政治效力。如果战争的恐惧被消除，同情心的影响力将会更加巨大。
也许，人类未来最大的希望在于我们能找到增强和扩展同理心的途径，让理解和关怀的力量覆盖更广，影响更深。
现在是时候对我们的讨论进行总结了。政治关注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在政治领域，真正重要的情感是那些能够让群体成员产生共鸣的情感。
政治建筑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性的本能机制之上，即，对同类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对异类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然而，群体内部的合作并非尽善尽美，总有一些成员不守规矩，他们在词源上被称作「egregious」，即脱离群体之外的人。
这些人或许远远落后于一般水平，也或者远远超越这一水平，他们可能是有智力障碍的人、罪犯、先知以及先行探索者。
一个明智的群体会学会包容那些超越平均水平的人的另类行为，并以最小程度的严苛对待那些低于平均水平的人。
**至于与其他部落的关系，现代技术已经引发了自身利益与本能之间的冲突。**在过去，当两个部落开战，胜利者会消灭失败者并占领其领土。从胜者的角度来看，整个过程非常令人满足。战争成本不高，而且带来了激动人心的体验，因此战争在这样的环境下持续存在并不奇怪。
遗憾的是，尽管现代战争的实际操作已经彻底改变，但我们仍旧保留着那些适用于古老战争模式的情绪反应。在现代战争中消灭一名敌人所需的代价是巨大的。如果你考虑到上一场世界大战中被杀害的德国人数量，以及胜利者在所缴纳的所得税中所承担的成本，你可以通过一项长除法运算，计算出每个德国士兵所需的阵亡代价，你会发现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诚然，在东边（译注：指苏联占领了东德），德国的对手们获得了像古代胜利者那样的好处——赶走败者并占领他们的土地。但西方的胜利者却没有获得类似的好处。**很明显，从财务角度考虑，现代战争并不划算。**尽管我们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如果这些战争没有发生，我们现在可能会更加富有。
如果人类完全按照自身利益行事（实际上除了极少数圣人外，大多数人并不这么做），那么全人类将实现合作，在这样的理想世界里，战争将不复存在，军队、海军及原子弹都将成为历史。我们不会再见到大批的宣传人员在国与国之间播撒仇恨的种子，不会再有官僚在边境检查站阻拦外来优秀书籍和思想。也不会有关税壁垒来保护许多小企业的生存，一个大企业在经济上可能更有效率。
如果人们像追求邻居的不幸那样热切地追求自身的幸福，这一切变化都会迅速发生。然而，你可能会问，这种理想化的设想有何意义？道德家们会阻止我们变得完全自私，而在我们变得完全自私之前，理想中的千禧之年是不会到来的。
我并不想以愤世嫉俗的语调结束我们的讨论。我承认人类确实存在比自私更高尚的品质，并且有些人真正拥有了这些品质。
然而，我还要强调，政治所关注的大规模人群很少能超越自私，尤其在把自私理解为理性的追求自我利益时，许多情况下，群体的行为实际上会低于这一水平。
这表明，尽管个人可能会追求并达到更高的道德标准，但当我们考虑到更广泛的集体时，这样的标准往往难以达成，群体行为有时甚至会与其成员的长期利益背道而驰。
而在很多场合，许多人宣扬自己是出于理想而行动，但实际上，这些行为并不完全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许多被标榜为理想主义的行为，实则是对仇恨的伪装，或是对权力欲望的掩饰。
当我们看到大批人群似乎被这些高尚动机所驱动时，深入挖掘这些动机背后的真实原因是非常必要的。正因为人们容易被高尚的外表所迷惑，尝试进行像我这样的心理学探究变得十分重要。
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我的观点成立，那么让世界变得幸福所需要的主要品质是智慧。这是一个乐观的结论，因为智慧是可以通过现今已有的教育方法来培养的。